虽然我生活里真的有很多有着自己的逻辑，从不理所当然遵从常规，就连生活起息也有着自身生理时钟的怪咖。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怪咖。对于所有看似匪夷所思、异于常人，也许害己但绝不害人的思维与行径，我司空见惯。
记得小时候的某个下雨天我对母亲说我想去淋雨。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母亲随口答应。她以为我说的淋雨就像其他顽皮的小孩般在雨中玩闹。那时候大概只有10岁的我把一张塑胶椅子放在屋子大门和篱笆之间的空地，然后静静地坐着，淋雨。
一段时间后母亲到门外一看，大吃一惊。母亲说:”你在做什么？快点进来。整个好像神经病那样。”
其他在我成长过程中出现的怪咖行为包括：天黑了就逃避知道时间。我也害怕听见时针走动的滴滴声。因此我的房里没有时钟。很多年都是靠母亲叫我起床的。我不能看电子钟。因为数字的跳跃会让我对于时间的流逝感觉伤心。因此车里的电子钟永远都是被布盖着的。
我喜欢穿领子被磨破了的衣服因为它们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我不喜欢戴手表绑腰带穿包鞋因为它们让我感觉窒息。我不用钱包或任何的随身物因为我会一直担心它们会不见了。我的情感过于澎湃因此我尽力压抑它。因为我无法承受任何一种感情的变质或消失。
我害怕时会唸佛号但有心事时我会祷告。我的逻辑是佛法会保护我，而慈爱的天父会听见并回应我的呼唤。
怪咖文化在我生命里的全盛时期是我在澳洲上学的那段时间。我的怪咖同学包括了从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每天背着翅膀的澳洲男生、觉得男人和狗同等的科威特女生、私底下说话口吃兼声量小得几乎听不见但一演起戏就不口吃同时声如洪钟的日本男生、60岁了但一直怀抱着剧场梦因此趁着孙子刚好也上大学的时机报读戏剧系并让我抽人生中第一口大麻烟的澳洲奶奶、纹身很多的巴西女生……
而我则是赤脚上学的马来西亚男生。
怪咖老师则有我的Sociology讲师。有一次下课后他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悉尼，他有一场演出需要工作人员。我去了以后才知道原来每天正经八百的他是一名狂野不羁的吉他手。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的行为差异可以那么大。他说这个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每一个人其实都拥有超过一个角色但总会有一个是特别显着特别完整的。而他只是刚好一个人扮演了超过一个完整的角色。每一个当下的他都是他。他是这么说的。
那一晚到最后我只是一直在喝啤酒和听乐团唱歌，什么工作也没做到。当时也不觉得怪，现在想起倒是觉得有点暧昧。不过我想那一晚是我接受了个性与思维的跳跃性差异极大的人并不不一定是有精神病或分裂症。他们只是一人拥有超过一个完整的角色，刚好在演这个角色时不小心流露出了另一个角色的特性罢了。
开始工作了以后我被认为是怪咖的行为包括因为我不认识公司总裁。公司总裁也绝不认识我而拒绝付出规定的马币20元买他的生日贺礼。我记得当时我问负责收钱的同事：“为什么我要买生日礼物给陌生人？总裁又不是孤儿或孤苦老人。”同事理所当然地说：“因为他是总裁，所以他生日我们要送礼物。”
我不能理解这个说法，于是我还是拒绝。同事厌恶我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后来的另一个工作环境同样因为买生日礼物而暴露了我是怪咖。
有一次同部门的普通员工生日，有人提议每人交出50元来买礼物，我们都表示同意。于是我交出50元。不久后轮到部门经理的生日。大家提议每人交出200元来买礼物。我觉得很奇怪。于是我问：“为什么上次同事生日我们交50元，这次要交200元？”
同时理所当然地说：“因为这次生日的是经理，所以要买比较贵重的礼物。”
我接着又说：“不是应该反过来吗？经理买贵重物品的能力比普通员工高，我们应该凑50元给经理的礼物，200元给普通员工的才对。”
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不过肯定的是，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我的说法是正确的。
后来，也许是因为人的劣根性，也许是因为现实实在太残酷。我的怪咖天性慢慢地被隐藏了起来。久而久之另一种比较符合社会标准的模式逐渐变成了惯性。
从那时开始，我就不再是一个快乐的人了。
我只是很用力很用力地演好了一个懂得适当做出高兴、生气、伤心等等情绪反应的角色。
